文/田玉刚股市配资公司
1963年，卢阿毛和很多和上海支青一样，坐火车从黄浦江来到了兵团石河子连队，他和一部分支青被分到了二连。
阿毛是高中生，长得高大魁梧，一米八几的大个儿，年龄比一起同来的知青大一、二岁，与多数知青相比，他的学历在当时是‘风毛麟角’了。
但在连队人的眼中，这些支青还是一群没长熟的“生瓜蛋子”。连队的人说他们是一群“上海鸭子”说起话来呱呱呱的，听起来让人头大。
这些支青都是自告奋勇、激情高涨的报名、响应号召到新疆来的。而阿毛不是头脑发热，他是不来不行的，原因就是他爹原是国民党军医院的一个医官，虽投诚，但他和他爹自然属于成份较高的那种；是接受教育的革命对象。
连队的冬季很冷，知青阿毛焐着连队为他们发的旧军大衣，在连队的大院子里晒太阳，知青班宿舍分成两排，杵在像大鸟展翅形状办公室、礼堂、食堂的一左一右。
展开剩余88%正面看过去，右面一排是女生宿舍，连队人称“丫头班”，左面一排是男生宿舍，连队人称“小伙子班”。
卢阿毛才从二连调到五连两个月，没人和他谝，他就偶然抬头看看头顶的冬阳，他想着，虽然是晒太阳，冬阳像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鹅蛋，明晃晃的却没什么温度。
阿毛在想着让他头疼的事情：自己来二连也一年多了，想找个女子做老婆这也是个很正常的事呀，那个武汉知青小吴；看起来平时也很喜欢和我阿毛拉呱呀，我胃口大口粮不够时，还偷偷的塞给十几张馍票，十几张呀，昨么着和她谈朋友，她就回避，气死人的是，她竟把我给她的信交给了董指导员。
同来的知青还都劝小吴：你和阿毛谈朋友？不想回武汉了？你和阿毛谈朋友坏了脑子了？你知道他爹过去是干什么的吗？你和阿毛谈朋友，不再看妈妈了是要死在这里哦？
更让阿毛扯头发的是董指导员把信在职工大会上念了几遍；说是阿毛不好好接受再教育，缠着知青耍流氓，对他这种身份的人要搞臭......
在二连是待不下去了......
连队的冬季很漫长，阿毛来这里三个年头了，很想有个女子过家，同来的都是家乡女子，虽不是国色天香，也生得姣美依人，加上她们都会打扮。
每每看到她们，阿毛就会缠住问：“嫁给我行不？”
起初大家以为是玩笑，一久，知青们就知道阿毛有了毛病，有喜欢玩笑的就时常逗他。
一天，阿毛看到和他一起来的几个知青去了团里领了一张红纸回连队，大大方方的和别的女人住在一起，阿毛跑前跑后的帮忙。
知青阿奎逗他：“团部正在发老婆、你还不去？迟了就轮不上了。”
阿毛一听，放下手中的活，一阵自行车猛蹬，找到团政委，团政委知道这个知青有病，耐心的跟阿毛解释。
阿毛听不进去；“别人都领了好几个回去，你们欺侮我”。政委无奈，见阿毛死活不肯回连队，就说：“阿毛，说实话，这次分配的老婆都是次品，下次有好的，再给你留一个吧。”毛儿立即眉开眼笑，过一会又认真的说：“当真？可不好忘记了”。
政委笑笑作了一个保证说：“到时放广播通知你。”这才把阿毛劝回连队。
有了这样的玩笑，知青的冬天就很短，有了这样的盼望，知青阿毛的冬天就很长。
阿毛不爱晒太阳了，整天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杆子下听上面的广播，听样板戏、听阶级斗争、听天气预报、也听广播通知，听了好久也没有好消息，阿毛渐渐的呆不起来了。
春季化雪，连长家屋顶漏水，要翻新屋顶，上泥。就让知青帮忙出力做力气活。
连长知道阿毛不会偷懒，首选就是阿毛，没想到阿毛却心不在焉。连长婆娘知道毛的心思，说：“毛儿，你在做什么，这样‘搭调’？女人有的是，等房子修好后，嫂子帮你介绍一个，多大个事。”
阿毛乐了：“当真？不好忘记了哦。”
连长婆娘咧嘴笑说：“忘不了；包在我身上”。
阿毛的心里总算踏实：政委和连长老婆都讲的那么死，女人肯定会有的，路上走的那么多呢，坐火车一起来的十几车皮，女人也多的是，还能没有我阿毛的。阿毛放下心，就下死力气干活，连长极满意。
房泥上完后，连长高兴，给每个知青发一根“葵花头”烟，（当地产的雪莲烟）并安排食堂：“做下午饭时多多的放点大肉，改善伙食，多搞几个花样”。
好长时间连队就是吃炒葫芦瓜、炒包包白。其实花样再多，那个时间职工食堂也就是猪肉炒其他几个菜。
阿毛也高兴，痴痴的等，等连长老婆领他去看女人.....等了好长时间，抽了六根烟，支青们都回去吃肉菜了，阿毛禁不住问连长婆娘，连长老婆知道搪塞不过去了，就想个点子，找大大咧咧的知青陈雪玲帮忙。
其实雪玲从上海来连队时一直也很喜欢阿毛，喜欢他有很高的文化，喜欢他懂很多的历史，喜欢他拉手风琴那优雅的姿势，喜欢他高大魁梧的身姿......
有了此想法，雪玲就说给了认为最亲的闺密，谁知闺密从根上就反对：你脑子进水了唉？你知道的呀，嫁了他你就不要想回上海了呀，她爸爸是国民党的人哎，真不知你昨么想的哎....
闺密怕她劝不住，就动员了其他伙伴，所有的知青就都知道了这件事。
雪玲退却了，她来连队时才17岁，不能回上海和妈妈团聚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对象不谈是不谈，忙还是要帮的，何况是连长老婆请的呢。
雪玲正是那种开心快乐、没心没肺的年龄，当下就答应连长老婆。
连长老婆把雪玲介绍给阿毛，阿毛很高兴，雪玲的重活累活阿毛都抢着干了，雪玲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
日子一久，阿毛要雪玲搬到他的“小伙子班”一起住，雪玲早有一招，说：“阿毛，你真的喜欢我？ ”
“当然”。
“我怎么才能信你呢”。
“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”。
雪玲笑笑说“那.....我现在想吃大泉沟水库的鲫鱼，你打冰洞弄来我吃，我就嫁你。”
大泉沟位于连队西面，原来是一条很大的自然沟，水质凛冽，里面生有很多野鲫鱼，味道鲜美。
但是水下泉眼密布，暗沟涌流，连队去搞鱼的人只有在冬季，冰封实以后在上面打个洞，然后串上一小片粘网、或是下个鱼盆捕点鱼，其他季节是无人去的，特别是春季冰雪消融时节，他们敬畏自然沟....
雪玲想再傻的人也不会现在去冒险。果然，阿毛没了话，痴痴的看着雪玲漂亮的脸.....
雪玲笑着说：“那就算了。”
没想到阿毛立即说：“当真？我弄来鱼你吃、就嫁我，不好忘了哦”。
雪玲依然笑，笑的样子很好看，阿毛没等雪玲回应就出了门。
支青们看着西去的阿毛都笑。
连队的人看着西去的阿毛也笑。
过了许久，支青们吃了晚饭后在谝，有说有笑。
又过了一小时，食堂的师傅来说：“我们要下班了，毛儿还没来吃饭哦”。
雪玲不笑了，脸色铁青。连长见有些问题，一问，立刻派4个民兵去大泉沟寻。
民兵很快到了大泉沟，还没吸口烟，就被水库护坝的叫了去，说是干苇茬子那块冰裂了，一个人在上面飘着哪，都泡滂了。民兵们赶过去一看：那个穿着黄军大衣，脚上一双翻毛皮鞋，不是阿毛还能是谁，手里扯着半贴网，上面粘着4条冻成冰棍的小鱼。
阿毛死了，真的是阿毛死了，团保卫科的人问了情况，把雪玲带走了。
第三天，好几个单位的支青和连队职工去团部出面担保，大家统一口径：阿毛是自己去的大泉沟，与雪玲无关。
没几天，雪玲回到了连队。回到连队的雪玲变的沉默寡言了，春播前团里来工作组到连队问支青有什么要求，雪玲拉住说：“我要找老公”。
大家都笑，以为雪玲又开玩笑，雪玲不笑，痴痴的说：“真的，我要找老公”。支青看到雪玲一本正经的样子都笑了。
在支青中很多人早想着雪玲，暗地里就早较上了劲，但是没过多久就都没了脾气，都说雪玲有病，脑子进了水。
没人再把雪玲当回事，别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干。
连队的冬季，晒太阳的人依然多，雪玲也喜欢晒太阳，一有机会就会缠着帮忙找老公。
再没有人许诺，知青们都默然的晒太阳，偶然抬起头看看天空，冬阳依然像是一个挂在天上的鹅蛋，明晃晃的还有点温度。
时间久了，大家真的认为雪玲脑子进了水，有小伙怕被缠，都远远地离开她。
仿佛一夜之间，这些“生瓜蛋子”成熟了。
雪玲要找一个肯为她春天下湖捕鱼的老公。1969年春，雪玲被父母从连队接回了上海。
【后记】
这则浸透寒意的故事，是特殊年代里兵团知青命运的缩影。一句轻飘飘的“捕鲫即嫁”，竟成了卢阿毛用生命践行的承诺，也成了陈雪玲一生无法挣脱的枷锁。
两个上海青年的悲剧，从来不是简单的“痴傻”与“玩笑”，而是时代洪流下，个体尊严被碾压、青春渴望被扭曲的必然伤痛。 卢阿毛的“痴”，藏着底层小人物最卑微的求生欲。
国民党家属的身份，让他成了连队里的“边缘人”，爱情与家庭成了他摆脱困境、证明价值的唯一稻草。
从武汉知青的回避、指导员的公开羞辱，到对连长婆娘承诺的笃信，他的每一次“纠缠”，都是对“被接纳”的绝望渴求。
大泉沟冰裂的瞬间，他手里攥着的不是四条小鱼，而是对“家”的最后执念——这份执念，沉重到让他无视春冰的危险，也让他的死亡更具悲剧分量。
陈雪玲的“变”，则是青春被迫成熟的残酷注脚。起初的好感与玩笑，在同伴“嫁他就别想回上海”的警告中退缩，却不料一句戏言竟酿成命案。从活泼开朗到沉默寡言，从“找肯为她春天下湖捕鱼的老公”的执拗，到最终被接回上海，她的青春在那场冰裂中戛然而止。
那句重复的“我要找老公”，不是疯癫，而是对愧疚的救赎，对命运的无声反抗——她终于懂了，阿毛的“痴”是时代赋予的枷锁，而自己的玩笑，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故事里的“生瓜蛋子”终成“成熟”的大人，可这份成熟，是用两条青春性命换来的。兵团的风沙吹老了岁月，却吹不散这场悲剧背后的时代烙印：当身份标签决定命运，当回归故里成为奢望，爱情与承诺便成了易碎的琉璃。
如今回望这段岁月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年轻人的不幸，更是一代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无奈。
如果时光倒流股市配资公司，你觉得这场悲剧有避免的可能吗？那些被时代辜负的青春，又该如何安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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